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美術史上，災難給予藝術和藝術家的刺激和影響是巨大的。這一時期不同時段中的社會的、政治的、自然的災難，都為一個時代的藝術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契機，因此，也就產生了與之相關的能夠在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如蔣兆和20世紀40年代反映抗日的《流民圖》，黎雄才50年代反映抗洪的《武漢防汛圖》、周思聰70年代反映抗震的《人民和總理》，而日本畫家丸木位里夫婦的《原子彈爆炸圖》也同樣能夠說明這一道理。

有災難就有人的抗爭，20世紀以來中國的抗日、抗美、抗洪、抗雪、抗震等等，不僅是與歷史相關的影響中國人的重大事件，也是美術創作的重要題材。國家之難是激發藝術家創作的最好動員令。面對這一現實的動員令，藝術家在國家之難中表現出來的責任心是超乎平常的，其力量也是難以想象的。這一激發出來的自覺表現與往常不可同日而語，反映出了人的本性中善的一面。

在5·12大地震發生之后，中國的美術家們所表現出來的為國為民的熱情，顯現出了獨特的中國人文精神。從抗戰到抗美援朝，中國美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個捐畫的傳統，過去的捐畫大都集中在少數的著名畫家身上，因為他們的畫通過義賣能夠轉化為用于賑災的一定數額的貨幣?，F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從中央到地方，從個別到普遍，從名家到一般畫家，捐畫成為一個美術界的全民運動，成為表示心情、表達愿望的一種方式。

這一與藝術相關的中國的獨特現象，美術家或準美術家們廣泛的熱情是值得稱道的。可是，捐畫只能是表達心愿的方式之一。當全國上下數以萬計的捐畫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時候，關于藝術的責任也呈現在人們面前。大量的即興、應景之作，不僅較難轉化為賑災的貨幣，更不可能成為流傳后世、反映這一重大事件的代表之作。藝術家的責任應該表現在社會的和藝術的兩個方面，而責任的雙重性決定了彼此之間的關聯，不能因為社會的責任而損傷到藝術的責任，也不能因為藝術的責任而忘卻社會的責任。

一段時間以來，自發的、組織的關于抗震主題的創作已經出現在媒體之上，還有一些創作正在進行之中，如何評估這些創作，顯然是會超于熱情之上。6月3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大型油畫作品《熱血5月·2008》學術座談會”，討論了由26位寫實派畫家夜以繼日、奮戰8天集體創作的高2米、長20米的大型油畫作品，雖然這件作品通過賑災義拍獲得3350萬元，并全部捐獻給災區，可是，人們回到學術的話題時，一方面給予這件寫實派畫家的寫意作品以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又給這件作品或同類作品給予了更高的期許。

整合學術的力量，在社會的重大事件后迅速地作出反應，以保持學術的主導地位，是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