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鵬近年來，遲鵬的攝影鏡頭一直鎖定在自己身上，同時鎖定在與自己相關的少數人以及他們所在的特定社會環境之上。對遲鵬而言，成長的經歷，卻也是一個自己在社會行為和道德準則上日趨離經叛道的過程。不確定的未來使得他無所適從，心無定所。似乎只有依靠身體行動的強行出位、強行表達，不斷耗散生命力，才能從外部的回應和反饋中找到自己、確認自己。于是，身體在遲鵬的作品中成為第一要義。
不管是街道上的裸奔，還是洗手間里的縱情，遲鵬只讓身體進行忘我的、無休無止的行動。他借用數碼技術，放飛所有的想象。面對現實生活規則的強勢存在，遲鵬選擇了一個不斷奔跑的形象，甚至一廂情愿地加以復數化，讓自己的身影不再孤單。這樣的奔跑對社會層面而言，既是亮相又是逃離。偶然，他也會用裸露的身體去獨自對峙、挑戰當代都市這個龐然大物的容忍度。
現代社會越來越模糊不清的規范和底線，成了遲鵬滋生理想和欲望的溫床。在他的想象中，世界會因人而改變，他面對的一切既有存在也都會因他而重構。這樣的視覺努力，構成了藝術家針對急劇轉型的現實社會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假設。戴光郁戴光郁身體力行的行為攝影具有強烈的敘事性和自我設計痕跡，他的形象針對種種特定的現實社會場景的楔入性存在，已經為一種活動的社會雕塑，驗證著實驗藝術針對社會禁忌所呈現的某種特殊的公共性。針對欲望化的現實，他的作品具有一種顯明的批判性。
他的語言資源脫胎于一個不斷刷新的認知系統，表達了對當代人與生存環境、文化歷史的關系的深度關切。同時，他也一直堅持著對傳統水墨藝術的僵化模式的清醒的批判態度，不斷用各種行為方式消解以水墨為代表的傳統藝術中的固定文化架構，提示出一種本土文化主體性在當下語境中不斷更新的可能性。高氏兄弟高氏兄弟孜孜以求的藝術理想，在十多年來的前衛實踐中體現為一種極具個性化的精神朝圣和靈魂救贖運動，由此默默積累、生成的正是中國當代藝術進程中不容置換的本土化經驗。
圖像密集的電腦、電視閱讀所導致的信息傳播速度和強度，使魅力獨特的藝術家身上所蘊涵的本土化優勢，在當代知識和技術共享的平臺上日益凝聚為具有廣泛影響面的文化沖擊力，從而以平靜的姿態挑戰全球化藝術潮流中某種文化中心主義的語言霸權。走向本土化的藝術不是一味說不的文化民族主義因素，而是在不同文化的交匯、對流中，以開放的方式不斷提高輻射效用的強勢精神力量。
高氏兄弟的藝術充分利用自己的身體資源，并突顯了人的身體在電火一閃的剎那間所散發的神性光芒。他們的作品所體現的一種清晰的發展、演變脈絡，正說明了藝術家不斷戰勝自我、逼向內心深處的艱苦的精神磨礪。在他們的攝影作品《熔化》系列中，深嵌于墻內的大型日用家具——組合柜突然讓人在視覺上產生一種面對神龕的幻覺，而人體如靜止陳列的雕像一般受困于樊籠式的各種矩形規范之中。曖昧、傷害、接受和祈盼的主題形成四種經典的寓言母本，不但令觀者迷惑于觀念影像所傳達的多義性和高信息量，而且也激發藝術家使用數字化手段進行鏡像熔解的沖動。
攝影所捕捉的真實如鏡面影像一樣，充斥著形而下的虛幻表象。《熔化》的部分作品則以扭曲、變異、集萃等種種成像方式解構并呈現出一個個特異的精神圖景，既像記憶中童年的萬花筒那種繽紛燦爛的抽象世界，又類似歐洲中世紀教堂輝煌無比的天頂壁畫，再生圖像的非物質性和新穎、鮮明的形式感具有一種攝人心魄的視覺震撼力。無疑，《熔化》系列為他們的藝術圖像庫增添了一筆不容或缺的精神符號資源。龔彥不循女性藝術的慣常形式和方法出牌，是龔彥做作品的一個特點。
她僅憑自己對各種當代媒介、材料的了解，在作品中悄悄設置與觀眾互動的各種“機關”，喜歡將藝術家的跨界智慧以一種突然意識契入觀者的日常經驗，巧妙地形成對觀者審美態度的沖擊。留學法國的經驗，使她不得不思考處于不同文化現實夾縫中人的行為雙重性，她將都市噪音和青花瓷并置在一起，揭示的就是之間的復雜關系。龔彥的作品總有一種不確定性，個性經驗的滲入和隱藏，使這種不確定性更具作品的知性特征和魅力。
近期作品中，那種自由自在的飄浮感正在抽離，取而代之的是沉著的現場把握和把握中所包含的價值判斷。顧德新顧德新作品題目基本上都是所參加的展覽的開幕日期，似乎是為了杜絕多余的語言文字對作品構成的誤讀屏障，使作品保留純粹而完整呈現的機會，任由觀眾用自已的方式自由進行讀解、闡釋。在尊重觀者的掌控的前提下，藝術家對自身作品的話語權似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品中原初的個人力量反倒得以保持，得以進一步體現其社會性價值。
在國內，他較早選用豬肉作為材料，并在一定的時間段中反復使用“捏肉”這同一種語言程式來表達思想。他所熟悉的媒介包括廢塑料、鮮花水果、玩具，也包括電腦繪畫和FLASH動畫，往往集合超乎常規的數量來形成視覺震撼，并提示出他所關心的人在社會中的性、欲望、權力等問題。他的創作在80年代末就比較成熟，而且一直保持個人的獨立立場和態度來看待社會現實。長達20年的旺盛不衰的創作力，是他無法被歸入國內任何一種藝術思潮或風格、流派。
由于他善于接受新媒介，并利用其長處不斷刷新自己的藝術感受力，歷練出鮮活的表達方式。因而他的思想鋒芒在今天仍然十分犀利，并指向更深的現實意義。黃巖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格局中，黃巖屬于一種敏感而活性的藝術存在，他極具洞察力，總能超前感悟或遭遇到某種新的表現形式和語言切入點，同時也造成興奮點的不斷位移而難以形成深度的學術規模，也許這也是追求創新的極端行為的一種結果。近年來他將表述方式基本鎖定在影像媒介上，并將對人文精神的呼喚投向傳統文化。
這并不是出于一種懷舊或尋根的情思，而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當代藝術家在現實架構上重塑文化主體性與精神原創力的一種自覺而帶有共性的努力。他把傳統山水畫的實現方式進行更適合當代語境的轉換，宣紙材料為藝術家及模特的身體、豬肉牛骨或龍蝦所替代，成為承載傳統人文精神的日常對象。影像又直觀而毫無保留地放大了這種浸淫在日常生存現實中的文化智慧。媒介更新本身不帶有文化提升色彩，卻能刷新和發現傳統文化精髓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存在價值，從而建構起形而上的傳統精神積淀與當代人感官知覺之間發生關聯的橋梁。
史金淞同在全球化時代，史金淞卻對商業文明的奢靡表象和嗜血本質有一種出人意料的洞察力。他關注事物的高附加值，對各種時尚品牌和頂級奢侈品十分敏感。無論是多年前的特種不銹鋼材質的冷兵器、嬰兒車，還是近年來特制的電腦桌、家庭運動型自殺器械和超酷超炫的巨無霸摩托車，他對特殊材料的組裝和特殊形式的拼貼情有獨鐘，又洞悉消費社會的游戲規則。
于是他決定借力打力，從設計角度重新出發，假借生活器物、道具的原有功能，進行反常規的修改和二度塑造，來表達藝術改變常識、乃至改變生活方式的理念。他的裝置表面看像一種新的、時尚的創造發明，往往有一個燦爛得咄咄逼人、超越日常的新異外貌，但裝置本身仍保有相當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從而回應了這個全新速變的消費型社會對新事物的一味追求。
觀者的日常經驗和參與感被極大地喚起、調動，然而又在這些古怪裝置種種新功能、新觀念上觸礁，不得不改變認知事物的態度。史金淞并非在生產時尚，他的造物行為反而具有文化反省和社會批判性質，顯然，這對當代社會紅塵滾滾的創意文化構成了一種冷冷的威脅。石青石青將自己極端個人化的白日夢組織成一個體系完備的宏大敘事，他強調儀式感，喜歡賦予日常生活中尋常事物一種新的屬性和功能，莊重而不調侃。
他作品中，緣自童年集體記憶的整理和張揚使影像總有一種神秘氛圍，給人以莫名的內心觸動，由于他的文化隱喻晦澀而多義，人們領略到的往往只是一種淡然的感懷。2002年以來，石青的作品往往在一些封閉空間中實施，語境趨向自我循環乃至閉合。一些基督教的符號和話語如鋼刀赫然懸掛在作品意識之中，鋪設與鋪敘，使他整個精神空間形成一種情景舞臺式的視覺震懾。在意義的吹拂下，石青的語詞表演頻頻與觀眾的現實語境沖突，日益顯得晦澀和滯重，讓人切實感受到妄想的分量。王慶松消費社會背景下廉價而惡俗的大眾拜物狂歡場景幾乎構成了王慶松作品的個人圖式框架，夸張的模仿與戲謔的反諷，則是他圖片表述方式的兩個重要特點。
他讓模特兒模仿中國古代著名人物畫中的一些情節與動勢，演示出漂浮在我們日常生活表面的一些奢華而喧囂的景象。過于人工化的庸俗表情、流行的一次性產品及其商標，成為隨處可見的視覺傳達符號，裝點著王慶松以攝影棚和聚光燈所營造的一個類似贗品的的矯飾世界。這種僅僅訴諸于感官愉悅的日常假象正在滲入、充斥我們生活的深層內容，潤物無聲地影響并改變著我們的日常情趣和認知方式。
在王慶松的系列圖片作品中，俗艷的贗品化的生活現實不斷閃亮登場，在賦予我們一種短暫、淺表的滿足感之后，往往截然相反地給內心帶來更為單調、蒼白、空虛的情緒。這種片刻的虛榮正是王慶松根據日常經驗和慧眼獨具的洞察力在生活中揭示的寓意豐富的表象。反諷的雙關語境和曖昧的語義，則使他的影像渾然而成某種易看易懂卻又發人深思的個性魅力。徐震徐震以前的作品一直在挑戰人對身體接受的閾限，以多種感性方式揭示了這種遮蔽的存在，甚至達到挑戰社會禁忌、褻瀆傳統道德說教的程度。
他對身體的迷醉，對生命活力的放任，提醒了在當代文化中不斷刷新身體屬性并推動其價值轉換的必要性。2002年起，徐震開始不斷對藝術發問，他從形式、方法的原創程度上質疑所有正確的已知事物，撼動所謂“當代性”作品和展覽的形成方式及其背后的理論支撐。他逐漸傾力于展覽的觀看制度和觀眾現場反應，實施對實驗藝術邊界的突破。他的現場作品經常干擾觀眾自在、正常的觀展心理，等于重新規定現場觀展規則。
觀眾在看作品，徐震卻構成了對觀眾的觀看。這使觀眾與被觀者的傳統身份、權利和經驗受到消解和剝奪。徐震慣用一種類似無厘頭和惡作劇的行為，來挑戰社會常規，并以此感性力量激活周邊的現實資源。在藝術態度上，別具一格的徐震看似輕松、不經意。
其實，他在自身的邏輯推進中每每煞費心機，不斷刨根問底地追究現有藝術制度和規則，以此來塑造新的作品語境。通過對他人影響的逃避，習慣越界的徐震反而得到一種充分的自由。他作品中所顯露出的顛覆性特征，即便在當代藝術的國際格局中也屬鮮見。楊福東楊福東的電影和錄像向來引人入勝。他喜歡電影膠片的質感，對鏡頭非常有感覺，能夠自如地駕馭影像語言。他善于用飄忽、游離的影像刻意營造抽象的情境，風格散淡，節奏徐緩、悠然，有如首部電影《陌生天堂》開篇時長達五分鐘的國畫表演。
從電影《竹林七賢》可見，楊福東內心古典，而且深諳傳統美學意蘊。鏡頭下的黃山云霧那種空靈、出神入化的美，著實有一點古人寄情山水、物我兩忘的境界。他在影片《后房，嘿！天亮了》中用夢幻手法反復鋪敘的集體無意識行為，其實也屬于一種深植于心理層面的傳統精神資源。他的作品中都市青年身上新、舊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內在沖突，顯示了每個人深陷在妥協中的一種自欺欺人的掙扎。
楊勇楊勇的日常生活與創作行為是相互覆蓋的，甚至是基本同一的，他喜歡以切身體驗的方式，與同齡或更年輕的女孩一起去耗散青春期的喧嘩與騷動。他敏感而適時地用鏡頭如實記錄下那些充滿欲望和情色內容的新都市生活秘境的原生態，跟拍、抓拍那些痛并快樂著的美麗精靈淋漓盡致的情感波動細節。不斷定格的生活切片使他持續拍攝的作品有時僅僅具有時間流逝的感覺。但一種貼近“生活流”的發自人性深處的感性力量，卻在小規格集成圖片的線性敘述方式中潤物無聲地彌散開來。
他鏡頭下的那種無所適從的生存困境在經濟快速增長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具有普遍性。全球化進程中美式消費文化的涌入，傳統文化道德架構的崩潰和當代文化在社會現實中的塑形、重構，沖擊甚至改變了一代人的價值實現空間，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國社會當下生存現實與記憶的嚴重斷裂。于是那些信仰迷失、心靈受傷、精神孤獨但仍然熱愛生活的年輕人及其另類情感履歷，形成了楊勇作品細膩、率真得令人心動的敘事亮點。這些日常化圖像的不斷積累，默默沉淀出一種飽含現實激情與憂患的青春史詩般的意義。
張發志張發志的油畫取材往往取材童年記憶。由于國家意識形態的介入，童年教育的知識積累仍具有很大程度的宣傳和灌輸模式。夸張的革命英雄故事和奇跡、受難的情節不斷進入張發志的集體意識。對這段記憶和妄想的開掘，使他獲得了超現實的形式和許多動勢夸張的表現性的人物形象。這樣的一個生猛的記憶再塑的過程，顯然以自我的感性狂飆為中心，同時形成了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偏離和質疑。今天全球化文化的背景下，網絡游戲等時尚、流行文化元素的浸潤，使得張發志的妄想天地充滿文化和精神的沖突。對英雄故事的重新想象，并無反諷之意，而是一種掙脫原有定義和思維約束的沖動。
藝術家年輕而無畏的視野，在畫中體現出一種價值轉換的真正姿態，這種姿態構成了他與他所敏感的社會現實問題的對話。張培力張培力是85美術運動的重要藝術家，他1980年代的一些畫作早已美術史不可繞過的里程碑。1991年，由于對影像的敏感，他開始嘗試使用新興的錄像媒介創作作品《衛字1號》，從而成為中國錄像藝術的先驅，繼而影響了一批年輕的影像藝術家。
張培力的錄像風格冷峻，往往觀察、記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察覺的一些行為模式的細節，這些生動的細節往往來源于人的基本需求、知覺反應。如咀嚼、搔癢、吹泡泡糖、唱歌等，表達了一些不確切的快感。多年的國際參展經驗，使他對人類各種文化之間的共性和其中的微妙差異感興趣。
他關注并用影像還原人的這些本能和直覺，就是為了挖掘藝術行為的人文價值。這些行為模式是超越既有民族、性別和文化差異的一種人的本質，具有可溝通性和可交流性。藝術在今天的價值正是由于傳遞這樣的一種共性基礎。近年來，他巧妙地改編了幾個英雄主義電影老片的片段，使原來的影像文本在當下社會生活條件下重新獲得新的意義。重新編輯、重新安排展出方式，這種老片新說的做法顛覆了電影原片所附加的價值觀，表達出藝術家在解構中重建規則的當代觀念。章清章清的藝術工作常具有目的性。
對名利場邏輯的提前認識，使他獲得一種持續的個性燃燒。藝術激情使他常處于超常的、亢奮的精神狀態，他善于捕捉、把握頭腦中稍縱即逝的意念。他的作品切入角度有時很輕松，強調感性，但又很本質，符合他的個性。2001年，他把一輛巴士車直接開進展廳，并讓工人用墻把車完全封閉起來，僅留兩個車門未封，可供觀眾上下。車在展出時是一直發動著的，地板上有一個投影錄像，畫面隨車抖動，一些螃蟹仿佛是從地板上冒出來似的，緩緩向中心爬行。
這個名為《福特秘室》的作品，使日常生活中的移動空間變成了一個陌生化的固定空間，一個效果奇特的影像室。章清的《無題》，棄用那臺巴士車，換成了10臺面對面開動的的士，的士車之間有一個1.5米寬的安全區，每輛的士車的前行和倒退的距離只有20米。每臺車一會前行，一回倒車，來來往往，從而形成了一個壯觀的的士車集體跳“桑巴舞”場面。洪磊“格物窮理”。
這也許是洪磊做藝術的一個嚴肅的理由。面前有林泉，他就追究林泉，而決不輕易避過。故國不堪回首，衰敗、肅殺、凄絕，往往是文人墨客眼中故國廢園的主要意象。作為一個有人文情懷的藝術家，洪磊卻偏偏要驀然回首。當他用相機和數碼技術去重新面對并考量江南故鄉的一花一木、一山一水的時候，經常滿目是前人、尤其是宋明繪畫的筋骨和理念。真實風景遁形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種種簡約的圖像經驗。格物窮理的志趣讓洪磊在不可自拔的矛盾交織中繼續這種痛苦而感傷的精神還鄉之行。
他往往工作到身心俱疲，而最辛苦的內心掙扎就是難以再用裸眼來看外部世界。他可以逃避古典、優雅和祥和，但難以逃避自己的夢境和意識深處的文化積淀。于是，重新認知現實和精神世界成為他不得不做的工作。洪磊與生俱來的氣質，使他總不按當代藝術的“牌理”出牌。在全球化社會的洗禮下，洪磊得以融匯中西文化傳統中所汲取的養分。然而，他卻以文化批判的勇氣和后現代主義的靈活身段返回到古典。
洪磊所面對的是美術史上最為正統的圖像及其背后的精神資源，模仿并篡改，即為他手中的利器。挑戰正統地位的圖像，批判一種系統化、程式化的經驗，注定讓洪磊常常劍走偏鋒，步向一條兇險而孤獨的藝術道路。1996年至2000年，在洪磊刻意擺拍的一系列“古意”作品中，唯美主義噩夢的“傷花”在詩意的故國迎風怒放。荷花與蟲子并置、園林與血池相依、禁宮與死鳥同在，那些傳統樣式的畫面，暖味、迷離而詭譎，似乎充滿了陰郁的隱喻。
洪磊的那些作品往往需要再度觀看，才能窺其堂奧，引發觀看心理的激烈震蕩。在經典圖式的暗示下，他作品總先讓人有一種熟識、親近之感。然而，那種華艷、凄美的氛圍僅僅是一種引人入勝的表象，表面的矯飾風格總是與令人驚悚的血腥和死亡有機地銜接在一起，其中批判意識的鋒芒往往讓那些習慣性觀看和意義生成瞬間短路，甚至讓人備感刺痛之感。然而，出人意料的視覺沖擊之后，洪磊作品又總讓人回味圖像符號里所隱含著的古意，和他骨子里應對的古人的圖式和形而上精神。閑情不閑，玄機處處。
洪磊的移花接木之法，以圖像衍生構成對經典圖式的反諷和批判。這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傳統圖式及其藝術精神的現代性語言改造。格物窮理而致知是一個由積習到貫通的過程。洪磊經過多年的創作實踐，如數家珍一般撫摸著宋徽宗、米芾、倪瓚、朱耷乃至歐洲現代派大師堪稱絕唱的圖式，追究那些人類精神世界中精妙的語言鉆石。他一再反省那些正統沉淀在集體無意識層面上的審美慣性和思維定勢。整個過程內斂，含蓄。最終，他以觀念實驗的態度來貫通所有的創作經驗，以獲取自己獨到的認知。
在精致、典雅、奢靡的作品表象之下，洪磊利用當代觀念成功轉換著傳統圖像的本質意義。其中蘊涵的批判精神，形成對中國當代觀念攝影的一份獨特貢獻。2000年的黃山之行，使洪磊嘗試在傳統和當代、原創和再創之間，重新確立自身的定位。他在古人曾在之處思考自己今天的所在，從而在精神上再次與古人神韻相契合，乃至交感、貫通。他開始放下拍攝的經驗，轉而專攻“后期”的素材挑選和數碼制作，從圖像的選擇和再生中獲得新的批判意識。
“減法攝影”和極簡主義使洪磊保持自我刷新的勢頭。他雖也認同過生命此在的力量。但遇我殺我、遇佛殺佛的自我批判態度，使洪磊守望在林泉，卻超拔在林泉之外。洪磊在乎傳統，但他并不駐守在作品意象之中，而是心有旁騖，神游象外。其實洪磊不在這，不在任何一個具體的節點上。甚至，他可以不在傳統之中，也不在當代藝術里面。孫原+彭禹孫原、彭禹一向重視當代藝術的實驗性。
每有方案都認真追究其學術語境，尋求刷新表達形式和方法的可能性。表面看，他們的作為一直有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在使用特殊材料方面無所不用其極。但與歐洲激浪派藝術家全方位的語言實驗不同，2000年起，他們其實已經在追求語言的純度，強調觀念、形式、方法和材料內在的一致性。他們探討問題的重心逐漸聚焦于現實規則以及規則的改變。2003年下半年推出的的《犬勿近》、《安全島》和《爭霸》三件藝術作品，都對現場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視覺震撼。
這三件集合行為、裝置等多種表達媒介的作品，一改他們早期作品在那種靜態或相對靜態中滲透出的暴力美學色彩，分別使用了運動量頗大的比特斗犬、老虎和散打拳手作為現場行為實施的主體。這三種“活性”角色的共同潛臺詞是生猛、兇險，帶有顯在或潛在的攻擊性、威懾性。在自然規則和既有的游戲規則中，他們都以勇猛好斗為表征，與慣常的歐式博物館體制所主導藝術展覽方式有一種難以調和的內在沖突。
他們在藝術展覽的語境中作為藝術表達的全新材料出現。他們的表演時而生發出娛樂性的潛質，具有激動人心的現場效應。但整個作品卻每每都超越表演性產生不同凡響的視覺沖擊。其中，真正刷新表現形式，產生爆發力的觸點是孫原、彭禹對規則的關鍵性修改。
比特犬是斗犬，彼此只要見面，就會撲向對方，斗得如不共戴天的仇人。作品《犬勿近》創造性地設計、使用了犬用跑步機。在現場，8臺跑步機以一對一陣勢排列置放。每對呈對峙狀的跑步機中間，豎了個大隔板。藝術家再請專業人員把8條比特犬拴放在跑步機上，拴犬的鐵鏈則固定在跑步機的頂梁上。
于是，行為實施時，只要一撤隔板，比特犬彼此一打照面，就開始飛快跑動起來，以圖撲咬對方。但限于跑步機原理和鐵鏈的制約，血口大張、口涎直滴、一邊咆哮著一邊不顧一切地前奔的比特犬無法沖出各自的跑步機，更無法咬到對方。頓時，全場充塞著跑步機的竹板鏈條飛速旋轉的響聲和觀眾緊張、驚訝、激動莫名的情緒。孫原、彭禹通過跑步機把斗犬游戲的規則作了根本改變。改變后，比特犬的激斗肉搏替代為它們殺氣騰騰、張牙舞爪的“精神戰”。
沖突似乎一觸即發，卻又總是可望不可及，這讓作品極富張力。比特犬在美術館展覽語境中沖鋒、對峙，獸性沖動的無效性超越了現實中冷酷無情的游戲規則，使真正的暴力和沖突得以潛藏無形。作品《安全島》則沿展廳內壁1米距離，豎起四面高高的鐵柵欄，形成包圍展廳中心的鐵籠子。然后在展廳墻壁與籠子之間的狹窄通道中放進一只成年老虎。由于老虎不停地圍繞展廳走，所以觀眾進入展廳觀看展覽，或要離開，都須穿越老虎通道的兩道鐵門。而是否可以安全通行，則根據老虎離門的位置遠近來決定。
孫原、彭禹把現實中人對老虎的限制改為人受限于老虎。在規則變更的條件下，老虎可以自由行走、坐臥，而觀眾出入展廳的自由則取決于老虎離鐵門是否太近，是否對人身安全構成威脅。孫原、彭禹在作品《爭霸》中的規則改變是顯而易見的。
散打二人對抗被改為三人對抗。散打以徒手搏擊格斗為主，是源自中國傳統武術的一項對抗性運動，近年來通過一系列規則的確立，被列入全國性的現代競技體育運動項目。孫原、彭禹改變競賽規則后，原來的敵我對立變成三方鼎立，而以點數決勝負，又使三人對抗成為可能。新局勢使拳手們原有的對抗經驗完全實效。他們只得邊摸索新規則邊防守、出擊，合縱連橫的各種情勢幾乎都在三個拳手對抗之初的瞬間產生。
為避免混戰，藝術家的新規則規定其中一方倒地，即退出比賽。于是，剩下的兩人可立刻恢復慣常、熟悉的對抗狀態。國家與國家、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現實矛盾、沖突向來是復雜多變的。純粹的兩極對立是形而上的，只存在于游戲精神的理論背景。
孫原、彭禹用社會競爭中的叢林法則來修改游戲規則，然而呈現出對抗性矛盾在現實生活中錯綜復雜的真實性。孫原、彭禹以藝術的名義，頻頻劍走偏鋒，試水社會規則約定俗成的邊界和現有道德倫理的底線。他們把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既有規則，修改為建構語言的形式和方法，從而把諸多規則變更的現實因素和關聯性反應納入當代藝術范疇，從而導致當代藝術形式、方法的不斷增容和拓展。他們勤于自省，所牢牢把握的一點是如何巧妙地變規則為實驗對象，并規則改變以后的事實進行預先控制。
規則改變以后的藝術事實往往是他們自己以及觀者難以逆料的。但是，感知并試圖把握這種不可預知的可能性正是他們感興趣的挑戰目標。改變規則，也許可以讓人產生新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審美趣味，從而讓一切悄然改變。但另一種可能性只是改變藝術自身的呈現和觀看方式。然而他們卻愿意接受實驗的各種結果，哪怕失敗。事實上，他們一直致力于用前探姿態表達對陳舊藝術語境的突破，強調真正的藝術實驗對社會性的審美慣性和思維定勢的沖擊。
藉此，他們的藝術超越了日常藝術無害的裝飾性，磨礪出強烈、犀利的批判性和文化反省精神。憑借規則變更，孫原、彭禹的作品在群體展覽的語境中具有強烈的前瞻性，甚至侵略性，從而往往超越的其他當代藝術作品慣常的展出方式，形成先聲奪人之勢。與他們作品不期而遇的觀眾，在視覺震感之余，往往留下一種過目不忘的深刻記憶。
這種記憶也許會悄然改變他們的一些視覺經驗。何云昌何云昌曾經以畫傳名，拿過意識形態主導的全國美展的獎。之后，從1990年代中開始至今的長達10余年的時間段中，他以獨特的體驗式的行為藝術創作構成一種個人貢獻，對中國當代藝術在本土的推進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伴隨他在行為藝術的起跑階段，何云昌以一種精神苦修的自閉方式，畫了一批既非抽象，也非具像的油畫《人文景觀》。這批整體表現為黑色的油畫有一些構成因素。表面看，還因多幅窄幅長條畫面的并置，他的作品具有一種類似中國傳統水墨藝術的“條屏”圖式的精神性。
因此，他的畫有時被觀者看作是層巒疊嶂的遠山，或一種表達胸中塊壘的中國式的心靈風景，都在何云昌預設的觀念容量之內。畢竟，他把創作于1996年至2002年之間的《人文景觀》系列油畫，當作對自己當下現實的不滿和否定。他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把自己逼入絕境，置死地而后生，從而實現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救贖。1990年代，中國社會與藝術密切互動，使許多藝術家在藝術的社會性表達中備感自我的迷失。雖然畫畫已有多年，何云昌并未遭遇語言困境，但他卻決然與以前的具像寫實風格告別，主動以修行的心境來面對新的畫面，也是藉此理療自己的心理深層的傷痛。
《人文景觀》系列油畫其實是何云昌行為繪畫，是他自我修身體驗的一種特殊形式，只是借用了手頭慣用的媒介材料和方式方法而已。由于作品在外在形式上符合觀者觀看習慣，觀者易于接受，也易于產生誤讀。其實，何云昌在乎的是繁復而又簡單的創作過程，在油畫畫完之后，他的創作行為的全部意義也就終結了。他并不關心他抒發胸臆的道具和殘渣在創作過程之后的“剩余價值”。
他重視的是過程中的一切，或者說，只在乎他的這門功課給他帶來的精神歷練、治療和慰藉，其余不在話下。這些畫面并不追求色彩、筆觸的變化，而具有同一性。他以一種日常態度料理這些畫作，如同道家的閉關，佛家的枯禪，強調的是心如止水的語境，死水微瀾最終都止于死水。
他對現實的不滿，對社會的批評，對傳統的挑戰，對規則的質疑，一切的內心掙扎和沖突，通過日復一日機械、無個性的重復動作，都在畫面上化作風平浪靜。《人文景觀》是清一色的“黑畫”，由無數黑色的細小筆觸、色點鋪設而成。這些簡約、形而上的因素，超越物像，與心靈直接對應，默不作聲地吸收、凝固、掩蔽了何云昌的暴力激情。唯有黑色，他才得以盡其所能強化并宣泄一種罕見的話語暴力；唯有黑色，他才有可能有效把握話語暴力的批判力度；也唯有黑色，他最終才能把內心的風暴轉瞬間消弭于無形。黑色的實驗本質，使何云昌完全可以在畫面上進退自如地操練當代藝術的觀念、形式和方法，然后再以黑色的覆蓋力再將之埋葬。
黑色成為他梳理一切、撫平心緒以至虛懷若谷的有效手段。循環往復的手工勞作構成了創作的恒久性和日常性，考量著他超常的耐力。激情日日消耗，生命力年年流逝。何云昌在不斷還原一種極其簡單的視覺結果的同時，以漫長的創作過程，自省人生的本質和意義。一種新的藝術態度悄然生成，彰顯出何云昌一種以文本超越精神的努力，這種努力變犀利的文化反省和詰問為精神體驗的重構，從而讓他告別人本主義激情，進入精神無羈的文本主義實驗時代。郎靜山一滴水中，但見宇宙之美。郎靜山是一個有風骨的人物，他對傳統文化精神屬性的認同、延伸和再創造，構成了他作品的一種超然的氣度和個性。
作為中國攝影界的先驅，他一生創造了無數傳奇，其中之一在于他90年相機不離手。他傾注近乎一個世紀的心血于攝影，終使攝影成為一種自身修煉的方式。伴隨著中國漫長、曲折的現代性進程，郎靜山一直堅持他的修為。從內在到外在，從古典到現代主義，他修才學，修精神，修品格。畢其一生，郎靜山身體力行地實踐著自己的美學理想和整體價值觀，締造了一個完美主義者的神話。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即通過暗房拼接技術開創了集錦攝影法，并經過長期的實踐固化為一種個人風格。將發軔于南朝謝赫的水墨畫傳統畫理引入寫實攝影術，成為郎靜山最初運用照相機這一歐洲工業革命造物的創作方式和態度，結果卻把黑白攝影的成像技術塑造成新的“水墨畫”工具，他用攝影的方式營造、追仿中國古典山水畫的效果，最終在更大的藝術疆域中弘揚了水墨的人文精神。
郎靜山其實是在相紙上作畫，暗房就是他的實驗畫室。在暗房內，所有材料都是他的創作工具，所有的可能性都是他的精神元素。他揮灑自如，從感光、遮光，到拼貼、合成，他的暗房技術豐富、多變、細致入微，終成出神入化之功。他的作品風格仍是寫實的，但內容卻是主觀的，超越了鏡頭真實。
他把胸中溝壑付諸相紙，呈現的是他內心對大千世界的整體印象，靜寂而生動。郎靜山突破焦點透視的機械成像原理，用別具一格的集錦方法去努力模仿人眼全方位的視覺效果。人眼對外部世界活靈活現的感受力，恰恰是任何機器無法企及、更無法超越的。為了追尋自然視覺整體上的真實，他把攝影術發展為一種自身世界觀的呈現方式。攝影術在他那里已轉化為成像術，拍攝的權重性也讓位于后期制作。拍攝有時只是在捕捉、拾取素材，暗房才是他真正的藝術夢工廠，他用暗房技術來做天衣無縫的攝影“蒙太奇”，用散點透視等傳統畫理來駕馭山山水水、構筑理想景觀，所要實現的是鏡頭真實背后的藝術真實。
平遠、高遠、深遠；前景、中景、遠景。既然這些傳統繪畫因素是郎靜山美學眼光上的前定結構，那么，照片的成像制作就成了他畢生的功課。功課意味著反反復復和堅持，貫穿的是現實意義的消解和透析思想的智慧。至于風格的流變，對現代派形式和方法的信手挪用，則是郎靜山整個藝術修行過程中的題中之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面對一個世紀中國社會的激烈震蕩，一介布衣的郎靜山，兼濟的只能是攝影中的天下，獨善的卻是現實社會中的人格。
郎靜山將集錦攝影變成了一種繁復的勞作，這種精神勞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質積累的功用，而成為他用藝術慰藉心靈的生存過程。寧靜致遠，郎靜山因身心常駐林泉而開闊、寬容，從而以一生佇立的身影和徹底的藝術化生存，獲得生命本質意義的實現。在當今的后現代社會，郎靜山的價值從藝術史中逐漸變得醒目，他以一種恒久的時間性上的存在和堅持，為藝術獲得一個氣勢恢宏的歷史語境。他追求的無始無終，使一切時過境遷的形式創造成為過眼云煙，從而對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形成一種具有實際影響力的當代轉換和貢獻。
郎靜山在這，在這所有的攝影作品之中。他的攝影不僅是一種傳統藝術精神的有機延續和展開，也是郎靜山生命的一種延續和展開。郎靜山在林泉之中，他在諦聽一種回聲。翁培竣翁培竣耽于幻想，熱衷虛構，率性、執著與浪漫的秉性，在他直白的圖片敘事中不折不扣地表現出來。
中國經濟轉型期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造成普通人夢幻與現實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對平民烏托邦夢境的主觀臆測和戲仿，具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幽默感和自嘲心理。他作品中的無表情的人物，猶如空洞無內涵的軀殼與擺設，印證著普遍存在于社會現實中的人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虛妄的異常化傾向。2001年的作品《騎墻》系列趨向唯美與詩意，面對發展迅猛卻喪失個性、建筑風格千篇一律的中國城市新貌，騎墻看世界的小女生的單薄背影有一種悵然若失、無所適從的心理暗示，存在支點的失落，使白云蒼狗、時光流逝變得凄美與冷酷，陡然讓人領略生命的無常。
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現代性問題早已成為中國社會所面對的首要問題之一，恐怕這也是中國當代藝術所面對的首要問題之一。但是，打中國牌的大有人在，而正面應對中國這種特殊的現代性問題的藝術家卻為數不多。從《騎墻》、2002年的《鳥瞰》、2003年《觀景臺》裝置系列和《看海》來看，他卻恰恰是這為數不多者中的一個。在這些作品中，他一直把目光鎖定在城市人的心理現實之上，用心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心理的變化和落差。翁培竣的攝影總讓人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內心感慨，這種感慨復雜莫名。
因為他的作品總是把現代性背景下許多原本相對孤立的傳統與現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方式、都市消費社會與發展失衡等話題密集地糾纏、交織在一起，全方位地牽制、喚醒我們意識深處與之密切相關的一根根細微的感受神經，從而引發我們強烈的內心掙扎和情緒激蕩，難以自已。翁培竣的作品總讓我們有一種進入角色而無法置身度外的心理投射體驗。
站在翁培竣那些少女背影之后，沿著她們的視線一同去看那些巨無霸式的現代城市。我們內心不再有狂喜，領略到的是一種亙古的孤獨和沉重的心理負擔。面對現代性問題，身在其中的我們的確已無法回避。但，相比那些身影單薄的少女，我們是否會顯得更加茫然、更加無能為力？翁培竣的2005年新作《累卵計劃》是一個從中國經濟語境出發樹立的具有全球化、現代性的城市標本，其中所提煉出的抽象本質，無疑是一種對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劃一化的絕佳諷喻。
《累卵計劃》只是城市無限膨脹的一種象征。它對我們現有的盲目樂觀主義發展觀構成一個警示。如果我們仍在片面地、毫無節制地追求的城市擴張和發展，而忘記對有形和無形的既有文化財富的保護，忘記資源與環境發展的平衡性，僅僅陶醉于這種擴張和發展所帶來的所謂“國際化大都市”的虛假繁榮，我們的城市也許就會成為空心的、缺乏文化和精神實質的蛋殼城市。而我們心往神馳的現代化，也會變成一個《美麗新世界》那樣的“反烏托邦”。
《累卵計劃》像一個使用了特殊材質的超大型的建筑沙盤，激活的是觀者超凡的想象力和物質審美主義熱情。《累卵計劃》的超日常特征更為顯著，已有超現實之感。面對這個超大沙盤，經驗豐富的觀者依然能辨認出住宅樓、寫字樓、會所、商業區，乃至電視塔、CBD、體育館、綠化帶、人工湖、游樂園、高架橋等等。
然而，這個蛋殼塑造的城市讓人既熟悉又陌生。它既神似我們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游歷過的任何一個中國城市，但又都不像。所有建筑道具的造型都來自翁培竣對不同城市記憶的分別抽樣和重塑。《累卵計劃》所象征的這樣一個城市讓人根本無法張揚自己的想象力，因為任何的心理投射都落不到實處。
蛋殼的脆弱易碎的特性具有某種關于經濟泡沫的寓言特征，這對普遍追求利好的一廂情愿者具有強烈的精神暗示。我們所在高樓大廈、城市是否堅實？或者說，我們的幸福所在是否有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這是每個面對《累卵計劃》的觀者都會產生的聯想。
翁培竣的《累卵計劃》是一件吸引人不斷去重新觀看的作品。就在觀者的不斷觀看中，這件作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盲目自信和安全感悄悄剝奪，引發一種深度的針對人性的心靈震撼。《累卵計劃》作為一個反面烏托邦所呈現的人工光芒，無疑警示著沉浸在快樂原則和欲望游戲中的人們。
這個蛋殼造的危機四伏的“新世界”，顯然已不再是我們憧憬已久的精神家園。作品的沙盤樣式，讓翁培竣近距離地披露城市發展的矛盾，再一次地走進城市人的內心沖突，提示出現代性的危機下某種集體無意識的脆弱和虛妄。當代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實驗。《累卵計劃》是翁培竣又一針對現代性問題的實驗作品。這件貌似兒時積木游戲的作品，言簡意賅，顯示了藝術家獨到的視角和沉靜的文化反省的態度。既然現代性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許多經濟、社會、文化問題的源頭，那么，翁培竣直面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勇氣，正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積極入世、及時進行社會批評的現實立場。
林一林生于中國廣東的藝術家林一林旅居美國紐約已有幾年，美國流行文化的強勢覆蓋，是他真切的生存現實。由于經常赴歐洲參加展覽，他深諳全球化語境下的多種不同的文化經驗。因此，他把挪威奧斯陸的一次經歷拍成錄像，并邀請當地的大學生義務加盟表演，是駕輕就熟的事，也是他設身處地探討全球化與地域性問題的一種方式。林一林刻意提出的問題幾乎是信手拈來的，在錄像中，他不斷向他的朋友們或在街頭偶遇的當地的年輕人問兩個相同的問題：“你有什么問題？”及“你認為這個世界有什么問題？
”得到的回答各異。但有一個現象是一致的，每個挪威人面對這樣兩個簡單、直接的問題，卻都是想了好一陣才做出回答。林一林找人提問非常注意環境，屬于情景對話。幾乎每一次對話都會轉換一個不同的外部環境。對背景的不斷跨越，似乎就是為了獲得問題的普遍性。
他對奧斯陸的印象是美國流行文化的大行其道。在各種年輕人的消費文化領域，美國式意識形態通過電視、電影、音樂、網絡文化和超市、快餐店、連鎖品牌店、迪廳等產生巨大影響力，主導了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全球美國化假借彌漫全球市場的物質審美主義風氣，在歐洲年輕人的意識表層狂飆，剝奪著歐洲各種建設多元文化的立場和努力。面對林一林的突然發問，生活優裕、學歷頗高的挪威年輕人所表露出的最切實的精神困境，卻是眼中幾乎沒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問題。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年、或將來要做什么。北歐是著名的高福利社會，年輕人一直就覺得什么都不缺，教育、醫療、生活補貼等等，國家幫他們設計一切、打理一切。然而面對社會就業壓力和其它問題，他們卻無從預設和選擇自己的職業、事業和未來，個人命運似乎被一只無形的手掌控著，難以脫身。林一林選擇奧斯陸的維京海盜博物館、蒙特工作室、火車站、海邊等處為背景，與當地年輕人發生交流。
他常選擇靜止站立和激烈運動這兩種狀態。如在某個鏡頭里，他與一位受訪人面對觀者，并排肅立于站臺，一同背向進站又出站的列車，一動不動，任進出列車的乘客像人潮一樣在身前、身后涌過。這樣的鏡頭所演示的一種與世隔絕的孤島人格，也許就是林一林與年輕受訪人在社會現狀中的自我寫照。在另一鏡頭里，他與又一位受訪人以運動競技的方式展開心理對話，對抗性游戲讓身體常處在不由自主的快速位移之中。這樣的動勢是日常性的，但人的位移卻沒有任何目的，只表現出一種人為的規則無形的但又無所不在的牽制力。
顯然，林一林錄像中的年輕人茫然無措，深陷于經濟、文化全球化條件下的自我迷失之中。事實上，許多歐洲國家的年輕人也都面臨著生存現實的壓力，他們彷徨在美國流行文化和地域傳統之間，難以作出自主的選擇。他們常常感受到的是個人身份的懸疑和文化認同的危機，這一切使得他們無所適從，以至無法理性把握、設計自己的未來。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美國新移民，林一林也時時感受著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種種現實問題。這其實也是他創作《你有什么問題？
》這類作品的一大現實動因。于是，在作品當中，有一個林一林與一挪威年輕人在日落背景下持續對煙的鏡頭，就頗有象征意義。作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年輕人，他們似乎只能靠相互取暖的精神慰藉，才能緩解自身的焦慮和孤獨。林一林的作品以一種嫻熟的錄像語言，不斷拷問、追究我們深藏在自身意識深層的現實問題，凸現出我們在自身精神家園失落之后的普遍困境。經過林一林的點醒，我們不禁也要問，這個世界難道還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世界嗎？
周嘯虎1999年，在新技術熱情的支撐下，游戲精神成為周嘯虎對當代藝術文化謎底的一種終極猜想。他在圖片拼貼作品中對身份問題的幽默表達，顯示出對傳統文化秩序的一種灑脫的超越心理。他將自己形象復數化，分置在各種家庭和社會場合中去扮演多重角色，重新詮釋并解析沉潛在集體意識深層的家庭、宗族和社會的制度化的倫理關系。無知而無畏的頑童心態，使他將未來與傳統兩極舉重若輕地把玩在解構之手中。
于是，游戲規則和邊界不斷打破，娛人娛己雙向互動的活力卻不斷顯現和強化，昭示出周嘯虎輕輕松松貫注在作品中的一種藝術的自由意志。既游戲，又體驗，周嘯虎認知世界的無限沖動與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形成了作品特有的張力和復雜語義。2001年，無論在《家庭制度》、《千年福祉》，還是在《蠟像館》等作品中，他自編自導、精心設計了一個又一個悲喜交加的戲劇化場景，有歷史的，也有日常的；
并現身其中，刻意去重新扮演的一個個形形色色的角色。看似戲謔，隨心所欲，但某種悲劇性的人類處境的重演，不經意間卻傳達出些許森然的感受，令人隱隱不安，陡然而生一種刻骨銘心的宿命感。其實，周嘯虎通過親自演示各種身份角色所要求證的經驗，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自主的人。他在作品中重復實現的自身形象就是第二自我，這個西服革履的第二自我屬日常打扮，很本色，但在不同情景中的物化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體現了他不斷為這種人的自主性尋找存在理由和呈現方式的種種努力。
他以一種狂歡的方式入戲，體驗并戲仿著人間的滄桑，試圖窮盡世俗社會及其規則、標準體系的巨大存在。為此，他自得其樂，不嫌重復地強化著自己的感受。既然不可避免的經驗重復是一種極為當代的藝術屬性，周嘯虎則毫不避諱地將他的重復藝術向多種形式和空間維度拓展，手法日臻純熟。這集中地體現在他的《如影隨形》中，個性經驗的不可替代性受到再三的質疑和消解，從而批判性地揭示了消費社會中將模擬行為引為時尚的大眾文化困境。
周嘯虎在游戲心態中酣暢淋漓地揮灑出來的豐富感性，和真切的現實感、敏銳的判斷力時而能達到驚人的平衡，這種有限平衡的結果往往會形成他最具其精神氣質和才情的作品。雖然崢嶸偶露，但并不妨礙他成為絢麗的眾生舞臺背后的一個樸素而本質的藝術家。2003年的大型陶雕《慶典》為意識形態條件下的集體狂歡設置一個現實與超現實的游戲平臺。作品由1949年、1969年、1999年、2049年四組閱兵隊伍組成。行進的隊伍呈現歷史、現在和虛擬未來一字縱列；
天安門被復制成四個亙古不變的靜觀者；另一側，是一系列變遷狂歡的舞者。整個作品約有2000個人物，由42塊紫陶方磚承載，它把歷時性的空間集合在一個共時縮微平臺上，天安門成為不變的舞臺背景。批量的玩具和現成品翻模的造型，使整個作品形成類似棋局游戲的氛圍，這也表明操控之手存在的事實，這只手也許來自“完美的世界”烏托邦主義的召喚，也許來自現場俯視作品的每一個觀眾，似乎更可供觀眾隨意擺弄。
其中，2049年的隊列虛擬了一個生物克隆時代和智能機器戰士時代的到來，形成了慶典進行曲最終的異質狂想，以更加游戲化的狂歡方式解構了關于歷史的宏大敘事。同時，這組從周嘯虎對未來幻想中脫韁而出的棋局，在紛繁的歷史鏡像中凸顯出對虛擬視覺世界的想象和恐懼——在狂歡的游戲中隱含著不祥陰影。人類的欲望和局限總是在玩著某種危險的游戲——享受癡迷與深陷臨界點的快感。我們知道，那種被特定的價值觀念驅策和支配的集體迷狂，更使人性的弱點暴露無遺。
作品試圖延伸一種政治詩學，將精神性與物質現實相銜接。閱兵隊伍是單向性的，所有的人堅定地向著一個虛擬的目標行進。產品化的玩偶復制技術的使用，使人類激情成為標準化的生產模式，指出了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可互換生產，也喻示著烏托邦情結的繁殖能力。金鋒金鋒由感性進入理性的思維鋒芒冷峻而銳利，表達方式往往出人意料，語不驚人死不休。前期作品的訴求集中在對藝術觀念的體現上，重視藝術創意的知識學基礎。由于不滿觀念的庸俗化表達和投機性套用在當代藝術中的危害，他近期著力開掘更為多樣的藝術言說方式，追究觀念表達如何服務于藝術目的這樣一種的普遍主義問題，從而觸及并張揚當代藝術的實驗性與批判性。
他喜歡在圖片作品中連續呈現一個完整的行為過程，歸結出過程中與結果的不同意義。他的作品雖然第一眼容易讓人產生表面而純粹的視覺震撼，但最終還是給人們帶來一種持久常新的期望。特立獨行的金鋒一直在尋找一種與眾不同的自由，這種自由既訴諸于身體，又訴諸于精神本質。出于骨子里的精神強勢和優越感，“內圣外王”的古訓完全成為他身體力行的一種行為準則，這也使他的藝術實踐充滿兇險，常有置死地而后生之感。他內心的修為與境界提升，寧靜而自為，與外在行為的極端性、激烈程度形成有趣的對應，甚至鮮明的反差。
他對自己與他者身體資源的一種蓄意入侵和肆意揮霍，如《輸出與輸入》、《金鋒過手》等作品，貌似膽大妄為，卻極具智性銳度與分寸感，體現著人游離于自我把握與超越自制的兩難選擇。藉此，金鋒試圖打通人在理性與感性之間的障礙與界線，體驗某種感知方式上的超越。
他往往由日常性的傷害等細微處著手，以銳利得令人驚悸的方式，直接切入對生死、精神不滅等終極問題的追問，表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經驗的洞察力。金鋒自身正日漸成為一個復雜的矛盾體，遙不可及的兩極以異常的形態共存在他的個性之中。在人性的兩極之間無止境的來回跋涉，或縱橫馳騁，卻也形成了他獨具一格的脈絡和軌跡。錄像作品《如夢令》系列是金鋒2003年以來嘗試用錄像來表達自己想象力的結果，從《如夢令Ⅰ》到《如夢令Ⅳ》，他所關心的對象沒有變，一直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年輕族群。
但他的表現手法越來越超現實，直至亦真亦幻，現實情境和幻象之間沒有明顯的區隔。無論是民工、娼妓，還是學生、城里人，他們的自我表達似乎是一種催眠的結果，并不簡單地彰顯出所謂社會底層關懷的虛假光暈。鏡頭在金鋒的錄像創作中是十分關鍵的，展示在鏡頭前的一切都經過深思熟慮。
為了鏡頭前的表現，腳本和排練也許都是必須的。鏡頭賦予了金鋒充分實施現實重構的機會。他的作品《如夢令Ⅰ》、《如夢令Ⅱ》表面上邏輯清晰，使用的是最具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式，主人公敘述和虛構事實按部就班地交替發展，脈絡分明。但金鋒卻暗渡陳倉，憑借對現實的重塑，搭建自己的想象空間和出軌的妄想。虛構事實的無意義性通過一個儀式化場面的持續發展得以反復強調，最終呈現出一種人生殘酷的況味。
而《如夢令Ⅳ》則充滿隱喻。無所不在的魚干、頭盔等道具拉開了作品與現實的距離，錄像中的人物似乎都處在集體無意識的夢境中，他們的注意力、行為都帶有不知所以、無可名狀的集體共性，讓人想起某種跟文化習性有關的集體癔癥。
在《如夢令Ⅳ》中，各種儀式化的場面則占據作品抽象語匯的一大部分，由此，金鋒把一種壓抑在人們意識深處的集體妄想癥表現到了極致。他像一個催眠師一樣，把鏡頭前人們的表演轉化為一次次集體夢游。由于線性邏輯被打破，童年記憶和精神家園的象征意味已不重要。作品中最讓人記住的是金鋒刻意營造的那一個個虛構情境中演員們的精神狀態。
他們全都身份不明，神思恍惚，靈魂出竅，像牽線木偶，又像棋盤上的棋子，被一只無形的巨手推來推去、擺東擺西。被攝入鏡頭的人們幾乎都是無個性的，頭盔的覆蓋，讓作品中人物的任何一張面孔都像身上懸掛的魚干一樣，毫無特點，讓觀者也無從辨識。金鋒所要洞察和呈現的是并不輕松的心理內容，脆弱的集體無意識不斷重演，已然演化為社會無意識。社會無意識的強勢存在和對個性的抹平，則使得這場集體夢游變成一種當代青年社群的寓言。在他所揭示的生存處境中，無形的社會壓力，早已取代自然規律，帶有強迫性地主導著所有年輕人乖張的情緒和行為。
他作品的超現實語境，其實是全球化社會超現實情境的一種折射。作品的客觀性從主觀性默默滲透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