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藝術家金鋒為秦檜夫婦塑造的站像，在上海一家藝術館展出，作品名稱叫做《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據了解，金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秦檜塑站像的人。筆者認為，通過出乎常識的藝術表現，讓秦檜“站起來”，意味著對其作為“人”的尊重；

這并不是要為他“平反”，而是現代個體尊嚴、人權觀念進步所進行的歷史關照和必要的追溯：對歷史個體人物的尊重，是現代人權實現的必然一部分，不可想象我們只尊重今人的尊嚴，而罔顧歷史人物形象的基本權利，即使他們曾經是國家民族的有罪者。讓秦檜“站起來”，并非對其行為的寬容。忠臣義士“清名史上書”，奸佞小人則“遺臭萬年”，以“春秋筆法”褒貶歷史人物，永遠不放過秦檜這樣的歷史罪人，在歷史戲說、娛樂化的時代風氣下，反而是仍要繼承的傳統。

對于沒有宗教審判意識的中國人來說，歷史道德審判讓那些職位高者，意識到“責任也大”，尤其是能上史書的人物，保持對“身后罵名”的警醒，在掌握較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受到較大的道德壓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這種道德褒貶的傳統，能夠起到一定維護歷史正義的作用。但是，傳統歷史審判一般在史書上實現和傳承，讓秦檜夫婦等奸邪“額外”在忠良岳飛墳墓前保持幾百年跪姿，卻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人物道德審判傳統的極端之舉。具體歷史情境中政治人物關涉民生、國家興亡的行為，黑白分明的道德評價很難全部解析，用君子與小人、忠良與奸邪的臉譜化二元劃分，更談不上完整的歷史判斷和人物評價。

我們至今都很難在“君心難測”帝王獨裁的政治博弈中，準確斷定秦檜到底要為岳飛曠古歷史悲劇負多大責任。讓秦檜等人“跪”到岳飛墳墓前，顯然是沒有多少歷史根據和為帝王諱的粗暴簡單之舉。秦檜被“選中”成了歷史上奸邪的典型人物，他的跪像遭受的唾棄，其實承載了人們對歷史上無數“秦檜們”的憤怒。

但是，讓其在史書上留下罵名后再保持跪姿幾百年，卻表明了道德審判不僅會流于簡單的義憤，更會造成歷史人物形象的侮辱和傷害。人的名聲可以由歷史裁決，其形象的尊嚴卻不應隨意由后人處置，歷史的正義同樣不應通過任何形式的人格形象侮辱來實現，讓秦檜“站起來”，他的罪惡與名聲不會因此改變，但是，“直立著”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審判，是今天的我們應該給予歷史人物的基本尊嚴和權利。歷史決不僅僅是君子忠良與小人奸邪的角力，岳飛的悲劇也不是秦檜簡單作惡的結果。

當“奸邪代表”的秦檜跪向“忠良代表”的岳飛，讓一代代人獲得道德的泄憤，復雜的歷史悲劇卻在歷史道德圖景中簡化：歷史變成了道德的沖突，歷史的悲劇似乎都是奸邪小人們的惡作劇；歷史情境中的人物無奈被忽略，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更無人思考，一代代的政治文明也就并不因為道德的審判和義憤而有多少進步。

所以，在秦檜“跪”向岳飛后，國家羸弱和英雄慘死的故事繼續發生，袁崇煥的結局比岳飛更慘，清軍的揚州三日比元軍的屠殺更甚至，而后世的吳三桂、奕山、汪精衛比秦檜有過之而無不及。讓秦檜“站起來”，其實也是讓普通人在道德義憤之外，超越傳統的歷史道德圖景，看到更加復雜的歷史政治文明、社會制度缺陷和獨裁政治下的人生無奈，這些內容的認識才能促進歷史進步，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才能更加豐滿和全面。人的尊嚴沒有歷史限制，關照歷史形象在今天的時代中的尊嚴，讓秦檜藝術化地“站起來”，是對現代社會個體尊嚴文化的滋養。

畢竟，與秦檜形象幾百年受辱相應的，是中國人動輒被迫下跪與跪姿中受罰的被侮辱命運同樣持久。所以，秦檜“站起來”的藝術展現，并不是要改變西湖邊的作為歷史文物的跪像，而是提醒我們在觀念和歷史意識中讓所有中國人站起來，只有這樣，在民族大寫的我“站起來”后，小寫中國人的“直立過程”才能在每一個細節上全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