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珊攝影：陳勇彪郭珊《宋史·包拯傳》載：“拯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寥寥30來個字，明晰地勾勒了包拯在端州任職時的作為和廉潔形象。所謂作為，是前面那30來字。
端硯，眾所周知為“中國四大名硯”之首，肇慶特產。從前，但凡出特產的地方，那特產往往都異化為地方“公關”甚或邀功取寵的媒介。因而擁有特產，有時分不清是上天眷顧，還是會對百姓貽害。《棗林雜俎》收錄的《富春謠》，道出了害在何處：“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
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特產無辜，特產之害實乃“邪臣”之害。明了諸如此類的背景，再明了唐朝以來端硯已是欽定貢品，包拯不能抗拒，但較之前任“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便知其作為究竟在何處了。所謂廉潔，后面那幾個字足矣。包拯從端州卸任，一方端硯也沒帶走。傳說別人在他行李中悄悄塞有，被他發現后還是扔掉了，后人便在那故事發生的地方修了“擲硯亭”。
這亭子不知今天還在不在，不在了的話，重修一個無妨，在這個問題上不必糾結于原裝與否。包拯的廉潔形象亦當此一建。包拯不僅自律甚嚴，而且也如此教育子孫。其家訓曰：“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歷史上，“包青天”所以能夠做到“鐵面無私辨忠奸”，那個“廉”字正是剛正不阿的基礎。如明朝楊瀚貼在自家門口的對聯：“門如市，車如水，一塵不染；
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潮白頭戴翅帽，身著蟒袍，黑面長髯，眉心懸一月牙，陰陽皆判，平冤昭雪…說到中國民間最深入人心的古代“清官”形象，非“包青天”包拯莫屬。從古典小說《三俠五義》《包公案》，到傳統戲劇《鍘美案》《烏盆記》，關于包公斷案的故事從古至今一直長盛不衰，《包青天》等現代影視作品自播出以來，更是紅遍大江南北。
其實，歷史上的包拯并非面如黑炭，據傳“面目清秀，白臉長須”，可與故宮南薰殿舊藏包拯畫像相參照。從38歲出仕到63歲病逝于開封，他曾在地方上做過知縣、知州、知府，并在刑部、兵部、工部、監察、財政等部門任過職，官至樞密副使。他沒有鍘過駙馬，更沒破過“貍貓換太子”案，見于正史的斷案實例也僅有“盜割牛舌案”等幾則，比起專司刑獄的法官，他在北宋仁宗朝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監察官和財政官。然而，包拯的生平事跡無愧于“青天”之譽：官場上，他秉公執法，敬德保民，在肅貪倡廉方面更是不遺余力，是締造宋仁宗執政后期“嘉祐之治”的中堅力量；
生活中，他律己極嚴，家風清峻，在治理端州期間“不持一硯歸”，贏得了萬民敬仰、百世流芳。懲治貪腐彈劾皇親包拯，字希仁，謚號“孝肅”，出生于北宋廬州一個基層官吏之家，從小深受中國傳統忠孝仁義文化的浸染。他曾在一篇奏章中自述：“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歐陽修曾稱贊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天圣五年，28歲的包拯參加了進士考試，名列甲科一等。
當時，進士登第之人往往“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而他卻為了奉養雙親，辭官不就，直至父母去世、守喪期滿之后，才于景祐四年赴京聽選，獲授天長知縣，這時他已臨近不惑之年。隨后，包拯曾擔任監察御史、知諫院、權御史中丞等司掌糾察、朝議之職。北宋前期政治相對開明，崇尚法制和“官德”，“凡罪罰悉從輕減，獨于治贓吏最嚴。
”另一方面，朝廷對文士較為寬容，一般來說“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也極大地鼓勵了知識分子積極參政議政的熱情，為包拯踐行“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政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包拯所著的《包孝肅奏議集》，其中收錄的奏折絕大部分都與彈劾當朝官員、舉報違法行為以及為民請命相關。大多數被揭發的官員都存在貪圖榮祿、收受賄賂、假公濟私、違規經營、侵害民利等腐敗行徑，如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販賣私鹽，總理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低價購買轄區內富民房產等。
另一些人則是因生活作風問題遭到包拯檢舉，例如三司使宋祁遭到罷免的原因之一，是“宴飲過度”、生活奢靡。包拯擔任御史中丞期間，仁宗因寵幸張貴妃，將其伯父張堯佐破格提拔為三司吏、戶部侍郎及宣徽南院使、淮康軍二府節度使、景靈宮使，一人兼領數個要職，激起朝中群議洶涌。
包拯認為，仁宗私昵后宮，包庇外戚，不合大宋法律，且張堯佐存在濫用財政之嫌，他斥責張堯佐“無功受祿，不知羞恥”“真清朝之穢污，白晝之魑魅也”。為此，他多次上奏力諫仁宗“當以祖業為重，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甚至在慷慨陳詞之際激動到“唾濺帝面”，唾沫都噴到仁宗臉上，最終迫使仁宗決定“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職事”。
除此之外，他還彈劾了仁宗叔父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一時間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形容包拯“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有研究者提出，包拯在小說、戲劇中的“黑面”形象正是由此演化而來。廉而有能以民為本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幸，犯天子顏色”的包拯，仕途卻是一路亨通，少有波折，在不到30年的為官生涯中，升遷達20多次。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端正峭直、奏議公允，“清節美行，聞于朝廷”；
另一方面，也與宋仁宗對包拯的信任、重用密不可分。包拯曾言：“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眾，而贓污擿發，無日無之…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狠之徒，殊無畏憚。”在他看來，定制治貪關鍵在于“依條施行”，對于贓吏應嚴懲不貸，遇大赦也不予續用，“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治道何從而興哉？
”這與宋仁宗推行“慶歷新政”、清除積弊、振興吏風的初衷不謀而合。與此同時，北宋王朝的統治還存在另一重隱形的危機。隨著局勢趨于穩定，原本“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漸漸流露出新的弊端，即“循默茍且，頹惰寬弛，習成風氣，不以為非”。因此，包拯極力推崇敢于擔當、明責思進的用人之道。在被他彈劾的對象當中，就有一些雖無違法亂紀，但政績平庸、才不堪用之人，例如擔任宰相七年而尸位素餐、“安處洋洋”的宋庠。
包拯多次強調要加強和完善科舉“封彌謄錄”制度，杜絕考場舞弊，從任用的源頭抓起，防范于未然。他又奏請朝廷，對于那些憑借出身和朝廷“恩典”獲得從政資格的高官子弟進行任職考試，防止其因為學業怠惰、不曉治理，“一旦俾臨民政懵然于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包拯重視法制、選賢任能，其出發點是“大緩吾民，以安天下”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
在《包孝肅奏議集》中，他請求薄稅賦、寬徭役、救饑饉、保民田的奏疏，共計50多則。包拯不僅長于諫議，同時也擁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和卓越的施政才干，將廉政與善政實現了有機結合。例如元雜劇《陳州糶米》及民間故事“陳州放糧”的雛形，就與包拯所寫的《請免陳州添折見錢》奏疏有關：當時，陳州受災歉收，民不聊生，包拯請求朝廷下詔，依大小二麥實際市場價格，就近繳稅，防止地方官以糧食“折現”及運輸、倉儲等名義盤剝災民。
晚年主政開封府之后，包拯為了方便百姓當面遞狀申訴，裁撤了門牌司，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得百姓免受辦事書吏的勒索刁難；貴族侵占河岸私建宅院，導致水道壅塞時，包拯又雷厲風行予以拆除，并制裁了一干權貴，大快民心。立身清白“孝肅”傳家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州。任職的兩年多時間里，他率領當地民眾墾荒儲糧，治理西江水患，調和州民與少數民族關系，加強城防，建星巖書院，足見治端有方。
據《宋史》本傳記載，端州以盛產硯馳名，前任官員均借進貢之機額外采制，或用于賄賂朝中顯貴，或據為己有。而包拯卻嚴格按照朝廷上貢的數額進行征收，離任時“不持一硯歸”。上世紀70年代，考古人員在發掘安徽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時，清理出50余件隨葬品，皆為陶瓷器、銅鏡、銅錢等普通物品，無一貴重金玉器具，僅在其子包綬墓中出土了一枚尋常的歙硯，印證了“不持一硯歸”之說。同時，曾鞏在《孝肅包公傳》中評價其“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也與其夫人董氏墓志銘中所言“孝肅漸貴，夫人與公終日相對，亡聲伎珍怪之玩，素風泊然”相符合。
《宋史》本傳還稱，包拯“與人不茍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這種待人接物嚴謹縝密的作風，特別為大儒朱熹所感佩。《朱子語類》提到：包拯與一書生年少時在僧舍讀書，相鄰有一富人主動邀請吃飯，包拯每次都婉言謝絕。同學問其故，他正色相告：吾輩乃讀書人，將來若守鄉郡為官，今日妄交富人，恐為他日所累。
多年后，二人果然相繼回鄉任職。司馬光在《涑水紀聞》里記載了一段包拯任廬州知州時的往事：廬州為包拯鄉里，“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民間相傳，包拯去世前，仁宗念其勞苦功高、生活清貧，有意將廬州城賞賜給他，并勸他為后代著想予以接納。幾經思量，包拯的回復卻是：“不要廬州府一磚，只取護城河一段”。
他所想的是，令子孫清理河道，一來造福地方，二來可灌溉農田，種植作物，實現自給自足。他真正留給后人的，是一筆無價之寶——“孝肅家風”。包拯生前曾留下一篇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其子孫蒞官臨事，均廉潔自律，清苦守節。據其家族墓志銘所載，次子包綬病逝后，遺物中除“誥軸著述外，曾無毫發所積為后日計者”；
孫子包永年同樣身后“了無遺蓄”，依靠親友資助才完成喪葬。這筆意義重大的精神遺產，不僅惠及包氏后裔，同樣潤澤南粵，千年不絕。根據《肇慶府志》記載，在包拯辭世后約十余年間，端州即在府治儀門外興建了第一座包公祠。此后又經歷了多次翻修，供人觀瞻，以滋養“仰止之心，思齊之志。”包拯在端州所作的《書郡齋壁》，是其唯一存世的詩作。在詩中，他以“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總結了一生為官為人的原則：清心寡欲，正道直行。
這是包拯一生品格的自我寫照，令人咀嚼不盡、終生受益，對當下的廉政文化建設仍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與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