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為山，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當代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中國雕塑院院長，全國城雕建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藝術委員會主任。在20年的藝術創作實踐和理論探索中，對中國當代城市雕塑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我們采訪吳先生，探訪中國城市雕塑與時代的關聯。
吳：2009年至2010年期間，住建部和文化部開展了“新中國城市雕塑建設成就獎”評獎活動，并由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具體落實實施。在這過程中，我們對全國城市雕塑進行了普查、總結與評審，這個普查關涉到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在新中國成立60年中共建設了多少座城市雕塑；
第二，有多少城市雕塑是由政府出資建設的；第三，有哪些城市雕塑被人們認可，又有哪些是不被人們接受，最后要拆除的。通過評審，最終評出60件成就獎作品和40件提名獎作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國城市雕塑建設60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清晰地梳理了城市雕塑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腳步。
也就是說，城市雕塑對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個精神引領及記載歷史的作用，特別是對中國精神、中國氣概的倡導。在整個社會中，城市雕塑是公眾性很強的藝術，它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是架上繪畫等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比擬的。從這一點說，雕塑的功能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并沒有變化。那么，在中國的歷史中雕塑是為誰而做的？第一，為皇權服務。
很多雕塑被作為陪葬品埋到地下，或者立在墓道兩旁，這些地下陪葬的雕塑和墓道的雕塑就決定了它只代表一種符號，一種意念，代替了之前的活人殉葬。第二，為宗教服務。佛教于西漢時期傳入中國之后，佛像雕塑圍繞著佛教文化、佛教精神來創作。
中國佛教雕塑受印度影響，而印度的犍陀羅藝術深受希臘雕塑的影響，所以，佛教塑像中出現的那種微笑、慈祥的面孔最早源于希臘雕塑中人文精神的影響。可以說，中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雕塑是沿著宗教和皇權兩條線發展的，而中國真正的城市雕塑是在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鴉片戰爭之后，在上海、漢口等租界出現城市雕塑。租界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產物，西方列強要營造自己的社區文化空間，于是就把他們自己的雕像建在了租界。
典型的如上海巴夏禮銅像，巴夏禮是一個殖民主義者，是一個侵略者，這說明鴉片戰爭之后出現在中國城市的雕塑與中國文化沒有關系，是殖民主義者強加于中國的。直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以江小鶼、劉開渠為代表的藝術家創作的《孫中山》、《一·二八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以及李金發創作的《伍廷芳像》等，之后才逐漸出現了由中國優秀雕塑家創作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的雕像。所以，中國的城市雕塑首先是從做人物雕像開始的。
魯迅在上世紀30年代就曾斷言：塑菩薩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開始塑人。這個人就是中國人，是站立起來的中國人。因此，中國的城市雕塑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精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凝聚了民族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城市雕塑首先體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規劃和建設，耗時近8年，在這個時期吉林的“四平市烈士紀念塔”于1953年完工。
也就是說，新中國的雕塑家，為了表現新中國時代的偉大變遷，創作了很多凝聚著歷史、文化、時代，同時反映著人民精神生活的城市雕塑。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開始踴躍向西方學習，上世紀80年代初始到處升起的科技電子符號和不銹鋼大球，被冠以“明珠”、“開發區大有希望”等。這一階段結束之后，大家都開始冷靜思考，逐漸恢復到將創作歷史文化名人雕像作為文化建設標志的狀態。因此，現在城市雕塑不是被邊緣化，而是方興未艾、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些泛濫。
很多中青年藝術家，把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帶到國內，于是出現了雕塑的多元共存、多元互補的現象。一方面強調核心價值，強調主旋律，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當代主義引進來，“引進來”并不意味著對西方文化的全盤照搬，而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發掘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國的主流文化應該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軸心，以當代先進文化的創造為推動，創造出在中國優秀文化基礎上的、具有現代風格特征的、反映人民審美需求的文化。
樹：具體到創作來說，您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雕塑藝術作品？吳：這就涉及到中國的城市雕塑應該怎么做，雕塑創作應該走什么方向的問題。真正當代的藝術，不僅要強調藝術的當代性、民族性、個人風格，還要強調它具有普世性。在此，我結合自己這些年的創作，談一下自己的一些經歷和體悟。第一，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出現全民經商的浪潮，各個行業的人群皆被卷入這個潮流中去。
這令我們反省，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若沒有強大的經濟作為支撐，我們的文化就會顯得空泛。但如果沒有文化的力量，我們的民族就失去了靈魂。由此，我開始通過創作歷史文化名人雕像來尋找和確定他們的價值，傳達中國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這在當時，受到季羨林、費孝通等著名學者包括藝術界的高度評價。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作為訪問學者到歐、美的訪問經歷讓我感覺到，今天中國當代藝術若要在國際上取得地位，必須回到中國的傳統中來，需將深厚而偉大的傳統轉化為當今世界文化創新力的資源。
那么，中國雕塑的傳統又是什么？它一定不是寫實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寫意精神的集中體現，和中國的哲學、繪畫、書法一脈相承。樹：您去過歐、美，沒有受他們的當代藝術的影響，卻在反思我們的傳統文化？吳：每一種文化的生存總有它的土壤。
西方雕塑的寫實風格體現了它的科學精神，西方在20世紀之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抽象主義，我們不能一味地跟著他們走。人類的文化是多元的，我們要有自己文化的特征、特色，才能為人類的文化發展做出貢獻，這種文化的多樣性、多元共存、多元互補，大而化之，就是一種包容，它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吳：西方雕塑確實有其震撼人心的地方，特別是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你會驚嘆人類雕塑的寫實技巧在那里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一種意志，沒有一種情感，沒有一種長期對事物觀察、理解和對整個世界情理認識的錘煉和對事物情理的認識，是很難把藝術做得如此精到的，我們為西方雕塑大師所折服。那么在中國，我們有自己的造型體系。
如三星堆雕塑、秦始皇兵馬俑，包括青州龍興寺佛教造象，它們在世界巡展的過程中曾引起了轟動，使得西方看到了中國匠人們的偉大創作，雖然，這種偉大創作同西方的雕塑不是一個語言體系，卻被他們認可了。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具有偉大的雕塑藝術。我們對雕塑的價值評價標準是在近幾年來以西方標準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成就卻往往視而不見。如果真的以西方的雕塑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那么中國是沒有雕塑的，但是恰恰相反，中國雕塑的成就是偉大的、卓著的，并為全世界所矚目，在世界的雕塑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筆。
樹：在中國的文化體系里，“意”是一個很難捉摸的東西，您是通過什么方式將“意”的概念融合到作為具體形態的雕塑中去的？吳：寫意，有它的朦朧性、含蓄性，距離產生美，朦朧產生想象。所以，寫意雕塑一定要抓住事物本質，要在朦朧中，在看似不寫實中找到最本質的因素。所以，現代寫意雕塑跟傳統的寫意雕塑是不一樣的，我們需要把西方的寫實融入到寫意中，使我們的寫意雕塑在意象和抽象中升華，從而直抵精神。
如果我們無視寫實，我們的寫意和古代就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我們離開了中國的人文精神，離開了中國人的審美理想，那么我們的雕塑作品也就失去了靈魂，失去了它獨有的文化價值。現在，中國城市雕塑正處于一個大發展的階段。我們更要清晰認識到中國的城市雕塑是為了什么？
還是那句老話，文以載道！城市雕塑是城市精神、城市靈魂的符號和象征，它說要擔當起城市文化建設的責任。吳：首先，中國的城市文化建設離不開國家文化發展的大形勢。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第九屆文代會上，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對文化也有深刻的論述。
國家的文化政策、文化戰略是我們今天文化繁榮的根本保障。其次，我要談談有關人才培養的問題。沒有人才，文化建設無從談起，那么人才從哪里來？從年齡上講，老、中、青；從知識結構上講，有深厚傳統文化的老藝術家，有學貫中西的中年藝術家，還有對傳統文化有深厚情感和有著創新迫切愿望的青年藝術家，他們是今天文化建設的主力軍。
在雕塑界，尚健在的老一輩的雕塑家如潘鶴、錢紹武、曹春生等，他們對中國城市文化建設做出了極大貢獻。雕塑的真正空間在室外，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特別是雕塑，它要給更多人欣賞，要融入到更大、更復雜的環境當中，因此，從事公共藝術的人要具有對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了解、對自然環境的了解以及對現實公共環境的了解，這三個方面是基礎環境。還有一個重要的，即當代人的心理環境，也要了解。
這種了解不是為了迎合，我們的宗旨是在大眾和精英群體之間中和彼此的文化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心理環境，甚至國際環境，在這些關聯中找到他們的契合點。關于人才，還要靠院校培養。我覺得，現在的雕塑人才培養更要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當然，還需要加強現代設計實踐和理論方面的學習。
傳統文化，不僅僅是傳統的藝術形式，還要有傳統的文化精神。所以，我們今天培養藝術家，首先要把他培養成一個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離不開傳統文化，必須加強國學教育。中國歷史上的范仲淹、蘇東坡、顧炎武等，他們流傳到今天就是因為他們身上所折射出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他們為政親民的博大胸懷，我們今天的藝術家如果沒有這種胸懷，我們的藝術就缺少了一種放射力和感人的人格魅力。我們談傳統不是堅守長袍馬褂，而是要從傳統中提煉出一種精神，把傳統文化精神融化成當代藝術的創造，融化到當代人類文化心理的結構中，這樣，我們的未來才有希望。
還有一點，今天的雕塑家要與時俱進，全面、客觀地學習現代城市科學，比如規劃、建筑、環保、低碳、節能等。環保是一個世界話題，要有環保意識才能將中國的藝術面向世界、面對未來，這是未來文化的主要元素。同時，還要加強文化的國際交流。在交流中，我們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而應該保持平等、謙和的態度，充分展示中華民族藝術的輝煌成就和獨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