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為藝術家羅子丹在真實的都市空間里完成了許多行為表演。他的《一半白領．一半農民》的主題是人們在試圖適應新的社會經濟體制時對于自己身份的困惑。羅子丹的這個行為表演是在成都的街道上進行的，場地的選擇使得觀眾能夠直接參予。縱觀90年代的實驗藝術，可以看到行為藝術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與藝術家們對參與公共事務以及與公眾直接發生聯系的愿望有關。他們探索新視覺語言的目的往往在于實現這種參與，而行為藝術為藝術公共化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使藝術家能夠直接地、明確地與社會互動。
在白領系列作品中，羅子丹為了強化藝術意義，運用了不少使日常行為異樣化的方式：《白領行為》是服飾與行為的反差，《我挺立著…》是紀念性與市俗性的混合，《一半白領，一半農民》是不同身份異質同體的對比，《列舉一種男性的雌化現象》是故作姿態的自輕自賤，《白領標本》則是有意營造的自損自虐。這些作品對中國正在形成的白領階層即知識分子商業化的現實提出疑問，透過身份問題觸及人欲和物戀，在當下語境去解讀都市人格的基本矛盾。應當說，在現階段城市知識分子內心里，農民是令人同情的，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從心底深處也將一些中國人的劣根性歸結為"農民意識"。
如羅子丹的著名行為作品《一半白領，一半農民》中，藝術家雖然諷刺的對象是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白領階層，表現出他們其實心底尚未脫離農民意識，一旦有時機就會露出尾巴。但請注意這里的"農民意識"是和這些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拾垃圾、唱卡拉OK、能吃上洋快餐就洋洋自得…藝術家是在不經意中就流露出中國知識分子潛意識中對農民的鄙視。這種心理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藝術家們面對著新都市生活，探索著各種介入方式。
羅子丹的作品《一半白領．一半農民》試圖通過表面的階層問題挖掘更有深度、更有內涵的公共性中的人性。不少作品的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觀眾作為消費群體在場介入并現場體驗的過程。這類情況在行為藝術和影像作品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主要表現為三種模式：在消費過程中進行生產的模式。比如，羅子丹的《一半是白領，一半是農民》，作為藝術消費者的觀眾群體，他們對藝術的消費過程，其實就是該作品實施即作品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品的生產和消費具有同步進行的特點。
而且，在行為藝術轉換成影像作品之后，消費的過程還可以繼續無限制地延伸。羅子丹把自身裝束分成了兩半邊——一半穿是高級白領服飾，一半是粗舊的補丁衣服和漏出腳趾粘著干泥的布膠鞋，一只手拿著平整的百元大鈔，另一只手里握著揉皺了的小鈔票，他就這樣走入了繁華的春熙路，一邊去選購金銀手飾、名牌手表，享受五星級飯店里的咖啡；
一邊在裝修豪華的商業大廈門前，用手翻弄路邊的垃圾，拿出皺巴巴的零錢買小攤上的廉價零食，還用衣袖好奇地擦拭假日飯店總臺閃亮的意大利進口大理石臺面…這次展示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羅子丹把這個行為作品稱之為《一半白領．一半農民》。觀念藝術家羅子丹是一位極致的悖論藝術家。他的不少作品都體現出鮮明的悖論性質——典型者如《一半白領.一半農民》；同樣典型的一件作品是“死去的藝術家與活著的藝術家”。
我看來，羅子丹介于美學的人和不滿于美學的人之間。他意識到了言說的危險，便選擇了觀念的“演繹”或者說“禪機”。羅子丹演繹過《一半白領．一半農民》等一類作品，他此次演繹《我的眼中只有你》，某種意義上可視為異曲同工。演繹不就是言說嗎？如果不想為這個問題糾纏不清，就有必要回憶一句古老而年輕的曠世箴言：沉默是上帝的特權，言說是人的十字架。何謂言說的十字架？
那是我們肉體中開出來的責任與承受之花！我認為羅子丹深諳此中奧妙，所以他不會選擇沉默。據此我認為他是想說，生活的歸生活，藝術的歸藝術，白領的歸白領，農民的歸農民，我的歸我，你的歸你，他的歸他，自己的歸自己。要說就說！誰也不是神，所以誰也無法通過論斷抵達統一的真理。那是虛妄。然而，從我們有朽的肉體中，長出了我們生而為人所固有的十字架之花，其深邃含義之一，就是說出我們一己的真理――或者說一己的欲望。
人無法不言說自己的欲望。因此，我進一步猜想羅子丹不僅想言說，而且還想勸世，勸誡這個因消費過度而“發亮”的世界：眼里的歸眼里，心里的歸心里。學者張慧瑜的相關評論——“農民工”也成為社會苦難和社會底層的象征。2000年前后，“民工”的形象不斷地出現在中國先鋒藝術家的作品中，成為他們進行藝術再現和借重的對象。
早在1996年，行為藝術家羅子丹在其“都市行為藝術”系列中，就有一部是《一半白領，一半農民》的作品，具體“行為”是羅子丹把自身裝束分成了兩半邊——一半穿是高級白領服飾，一半是粗舊的補丁衣服和漏出腳趾粘著干泥的布膠鞋。
把“白領”與“民工”并置在一起，既暗示他們都處在同一都市空間中，又突現彼此之間的在身體語言、行為方式上的對立我們在運動中觀察城市，最終關注點會落在這個城市的性質到底是什么東西，剛才我看到一張照片非常的有趣，一個男的，一半穿白色襯衫，另一半是中山裝，領帶也是一半…
標題叫“一半是白領，一半是農民”，概括得非常好。我覺得這好像也在概括當前中國的城市發展狀況。這照片其實反映了當前人們對城市內容的一種迷離，這里面開發商起了一定作用，比如他們在蓋房子的同時還要不斷地宣揚生活方式，一會兒把西方二戰之后，一個不是很先進的住宅方式TOWNHOUSE炒得沸沸揚揚的，讓中國人以為這就是高級住宅了，后來又炒小戶型，炒回歸都市中心等等，包括一些什么小區說自己很美國、很歐洲，都說明購房者也有一種迷離的愿望和期待在里面，這種混亂的期望和理想被加到建筑語匯里面了，實際上我們并不能確定自己的生活空間、自己生活的城市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所以就出現了城市發展，或者人們的生活狀態到了“一半是白領、一半是農民”的地步，或者說一半是城市，一半是農村。
一半適合你目前的生活狀態，一半不適合你。因為一個城市是有兩面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可能是魔鬼，這時候城市的發展變得很扭曲。羅子丹是以一位經常在成都的公共空間進行行為藝術探索的藝術家，他更關注的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心態問題，社會成員的角色轉變與置換的問題。因為廣泛而深刻的城市化發展和社會變革為人們尋找生命和生活的意義提供了各種方式，而許多人在各種方式之間進行嘗試，以期達到個人發展和利益的最大化，這反映了社會成員心態的躁動不安和無時不在的危機感。
羅子丹的作品《一半是白領，一半是農民》是藝術家對社會思考的反應，藝術家身著自己制作的服裝，身體的一側是中國普通農民或進城民工的服裝，洗得褪了色的干部裝，足踏粘滿泥巴的膠鞋，另一側則是城市白領階層的標準裝束，西服、領帶、白襯衣、黑皮鞋，他神情木然地出現在城市街頭的人流中和農村的田間地頭，暗示兩種社會角色和心理狀態在個體社會成員身的并置，這不僅體現了目前許多人的特定心理狀態，也揭示出今日中國社會的農業文明社會根性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變時的特征。
96年12月4日，我完成了《一半白領．一半農民》。這是一個虛擬的表面對立的結合體：一半是莊稼人裝束——一只無襪的腳踏進敷著泥塵的舊膠鞋，衣服是從田間地頭收來的，兜里裝著一包八毛錢的“什梅”牌香煙和一堆皺巴巴的小面額紙幣；另一半服飾高檔、時尚，一只意大利的名牌皮鞋，兜里是一包特醇555煙和塞了較厚一疊百元鈔票的真皮錢夾，雪白襯衣的胸袋露出新款愛立信手機的黑色圓頭，真絲暗花的皮爾卡丹領帶一半被細致的縫入了旁邊“農民”的粗布藍衫下。
在接近4個小時的表演中，羅把“自己”投入了最繁華的商業地段做出種種現實而又虛幻的舉動。在假日飯店用“農民一半”的袖子精心擦拭總臺進口的大理石面子；坐在步行街的休息椅上抖落“農民”腳上厚厚的泥，又公然炫耀起“白領”熠熠生輝的意大利皮鞋；在“名表城”戴上一只價值230萬元的嵌鉆手表顧影頻頻；新華書店里，“白領一半”抽出手機天線輕浮地劃讀一本《辭海》；
肯德基，“白領”頗有風度的進餐，而“農民”挨近沙拉、薯條的手卻慌張失措；車流中“它”怡然的坐在三輪車上，瞬息又莫名的充當起三輪車夫來…現場的熱烈超乎想象，很多商家主動請自己和攝影師到他們的店鋪或公司里去拍照。至今難忘的是，周圍的市民都踴躍在表演的同時熱情談論著自己對作品的看法，氣氛熱烈而融洽，他們甚至激動的大聲說：“這是真正的藝術！
”。或許正是通過一系列淋漓盡致的活動，藝術家展示了自己作品的特質——即把一個東方人平時所積贊的壓抑、傷害、晦澀、中庸以自在的性格包容、打成一片，透明的在現場釋放出來，各得其位，而又與現場的人、物融為一體。并做到觀眾在形下的普遍覺察。以后，不少文化界朋友認為這個作品是在反映社會、抑或階層問題，其實，在表面“農業情結”與“工業情結”的依托下，更深層以本土、當下的角色展現困擾整個人類進程關于“固欲”、“肆欲”的人性根本矛盾才是藝術家的出發點。
前衛藝術本身擔負著解構狹隘現實藝術概念的使命，走向更廣闊的公共空間也是必然，而相關的評審機構通常感到在日常街頭發生的比在博物館、畫廊、地下室等場所發生的顯得流俗，一方面和他們賴以為生“地下狀態”有關。實際上，相當一部分人已嚴重脫離了大眾生活的基石，單調地穿行在同行、藝術展場、討論會、媒體之間；更表明了這一群體自身信心不足，需要抱守著博物館、畫廊等具有明顯文化符號的場所以強化自身的文化位置；
另外，對國內民眾的輕視心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應該看到，由于國內觀眾藝術素養偏低，對本土前衛藝術的萌芽狀態，從官方到到民眾，確采取了一種不支持、漠視的態度，但作為一個創造精神財富的群體，我們是否就必須在態度上以牙還牙？
果真如此，自我標榜的高度又何在呢？感覺良好的“精英群體”可能忘了孔子的一句話，“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